赵旻当然不知，宫中发生的那些事。
他此刻正在卫府设宴，为远征而归之功臣接风洗尘。
他与钟繇回卫府时迎面撞见的那人，正是徐晃徐公明。
徐晃既已返还许都，那么不言而喻，匈奴青壮已经妥善安置完毕。
卫府众人皆落座后，坐在一众武将中的徐晃抱拳道。
“主公，十万匈奴青壮，打散安置于关中三辅、北地、弘农五郡，此外，河南、东郡、颖川、河内四郡，亦皆有安置。
如此一来，其众散布于九郡之中，相隔近千里之遥，再难有机会重聚，待十年之后，其众与我汉民又何异之有？”
显而易见，这种损招，一定是出自于段煨、贾诩这俩老狐狸之手。
然而，众人也不得不承认，这确实有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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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刻，俩老狐狸正得意洋洋地捋须。
鲁肃忍不住问道：“公明兄，然则，匈奴人可懂如何耕种？”
徐晃哈哈一笑：“子敬勿忧，匈奴人在塞外逐水草而居，生存不易。
而我皇汉则不然，某等以耕织为业，定居于一地，无需颠沛流离，只要四体勤奋，便可衣食无忧。
故而，匈奴人皆愿习皇汉耕种之术，为此，其众愿教汉民放牧之术，加之九郡中流民为数不少，是以流民、匈奴牧民间关系融洽，浑不似边郡之地那般彼此仇视。”
曹魏对待匈奴人的策略，是将其众聚集于并州编户，并将匈奴人与汉民天然隔离。
要知道，匈奴人天寒地冻之时，为了生存不得不侵犯汉民打家劫舍。
因此在边郡之地，汉民与匈奴人是仇敌关系。
曹魏将匈奴人编户后，又将这些匈奴人安置到汉民聚集地…
双方既为仇敌，且汉民数量多于匈奴人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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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这些成为“编户”的匈奴人有多惨，可想而知！
陈泰（陈群之子、荀彧外孙）担任护匈奴中郎将之时，“京邑贵人多寄宝货，因泰市奴婢”。
（陈泰）为并州刺史，加振威将军，使持节，护匈奴中郎将，怀柔夷民，甚有威惠。京邑贵人多寄宝货，因泰市奴婢。
摘自《魏书陈群传之附传》。
大意为：
陈泰任…职时，对匈奴人采取所谓怀柔之策，所以洛阳贵人经常给陈泰寄财货，托其人购买奴婢。
考虑到陈泰彼时的居所与职位，其中的奴婢一定包含大量南匈奴人。
西晋时，匈奴贵族刘宣在劝进刘渊时，公开声称“晋为无道，奴隶御我”。
意思是：晋倒行逆施，驱使我等做奴隶！
此便是在影射这一背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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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知这种贩卖匈奴丁口的行径，在魏晋之时是一以贯之、一脉相承。
最要命之处在于：匈奴人在并州聚集！
以上便是促成五胡乱华的几个重要诱因。
所以说，凡事有果必有因。
匈奴人残杀汉民固然令人发指，但后世之人也要清楚一点：匈奴人为何如此仇视汉民？
段煨、贾诩之策虽够损，却可以有效消弭隐患。
而实际执行者徐晃，又格外关注匈奴、汉民两者之间的关系。
是以赵旻抚须笑道：“公明此举甚善！如此一来，匈奴人终将为汉民矣。且刘元颖今既坐镇平阳，此后匈奴人将陆续归附于皇汉。
公明，匈奴人在塞外颠沛流离、朝不保夕；而在我汉地，其众则安居乐业、衣食无忧。此番若匈奴人成功归化，你居功至伟也！”
诚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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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匈奴人归化一事上，徐晃开了个好头。
历史上，梁习那个“伐大树”的“光头强”，对待匈奴人的政策，最初是编户、打散、归化。
没错，正是赵旻如今采用的策略。
这个策略极为正确，所以在梁习时期，并州匈奴、鲜卑皆先后尊东汉、曹魏为主。
这一时期，并州政绩斐然。
但随着梁习逝世，政策便渐渐偏离其原有轨迹，至陈泰管理并州时，匈奴人与汉民的矛盾，已经日益尖锐。
关键是，陈泰死时，刘豹已经弱冠！
刘豹、刘渊父子的操作，与近八百年后的定难军李继迁、李德明父子极为相似。
所以，等西晋反应过来时，“赵汉”一如李德明时期的定难军一般，气候已成，西晋再想讨伐时，为时已晚。
遂有了永嘉之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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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项人李氏父子的操作…极为猥琐，与苟哥赵旻有一拼。
父子二人明着向宋、辽称臣，却暗戳戳地一统西北…
最终，嵬名元昊，也就是赵元昊，也叫拓跋元昊，或者叫李元昊，在其人爷爷、老爹苦心奋斗六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上，用各种诡计建立了西夏国。
这与刘豹父子何其相似？
刘豹、刘渊苦心经营六十年，最后刘聪灭了西晋。
综上所述。
在徐晃的实际执行之下，赵旻针对南匈奴的策略，有了一个极为良好的开端。
二十年之内，或者说在历史上的建安二十四年之前，赵旻有信心彻底消除匈奴、鲜卑、氐羌人乃至乌桓人的隐患。
于是乎，因徐晃安置匈奴青壮立功、第一批糖类大批量制成之故，卫府皆大欢喜。
翌日，赵旻被荀彧请到尚书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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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旻甫一进荀彧公廨，后者便兴冲冲地取来一摞文书。
其人正欲开口，赵旻便当先行礼。
“大人，旻欲于三日内裁撤冗员！”
早在岁除那一地鸡毛的晚宴时，赵旻便已有意裁撤冗员。
值此乱世，赵旻不认为汉廷设如此数量冗官有何意义可言。
他们是能领兵打仗？还是能推行新政？
这些冗官，都是不折不扣的寄生虫！
遑论这些寄生虫们的俸禄，皆由赵旻出。
荀彧微微一怔，旋即释然。
因为赵旻选择的这个时间点，再合适不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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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旻最多一个月，便要出征凉州，临行前整顿冗官、释放出俸禄空间，刚好可将这部分粮帛用于凉州建设。
何况，赵旻在临近出征之时提出此事，无论杨彪还是荀彧，都无法拒绝。
一是因为赵旻身上，背负着天下一统之重任；
二是赵旻出征作战，势必需要大量军粮。
以荀彧之智，其人只是略一思忖，便欣然应允。
“阿旻可有何高见？是否需尚书台配合？”
赵旻颔首后，取出一摞名单。
“大人，此名单上之人，有劳尚书台削其职，大人可声明，此乃卫府之意。”
荀彧笑着摇头：“阿旻大可不必如此。此事易耳！某告知颖川各家，由颖川各家之闲散官员带头辞官、发起此事即可。
阿旻不必心忧，此事交给杨公、元常兄及某即可。只是…阿旻，你不妨先看一看此三学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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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旻见荀彧丝毫不反对自己提出的裁撤冗员之事，心中大定。
其人与荀彧落座后，便展开荀彧的落地版方案，仔细读了起来。
作为这时代的土著，荀彧对东汉太学制、当今国情了若指掌；
同时，作为饱读诗书的大儒，荀彧对先秦、西汉学制也了然于胸…
所以，赵旻提出的这个以科举制为主的所谓“三学制”，经过荀彧改编后，便有些变了味儿。
如果说，赵旻那科举制版本的三学制，是以选贤任能为主要目的；
那么荀彧改编的三学制，则是以教书育人为首要之务。
联想到察举制那少得可怜的选官名额，赵旻瞬间释然。
此外，荀彧还提出，除传统五经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之外，三学教材还应加入《孝经》、《三传》及《尔雅》。
赵旻忍不住叫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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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再加上《周礼》及《仪礼》，这就是南宋时期广为流传的《十三经》。
《三传》为《春秋三传》，赵旻偏爱《左传》；《周礼》为传统儒家教材，《仪礼》则相当于东汉版的良好公民行为规范…
至于《孝经》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？
百善孝为先。
荀彧这套选举制，不但将教材拓宽，且以教学为主，选举为辅。
唯一的瑕疵…
【作者题外话】：汉末魏晋匈奴人的历史沿革、变迁及与汉人的矛盾，在其他三国文、甚至晋历史文中皆语焉不详。
此事说来极为简单，因汉人压迫匈奴人，所以匈奴人、羯人（石勒），甚至氐人和羌人，在刘豹、刘渊父子联合之下，奋起反抗汉人。
为了证明自己血脉的正统性，刘豹这个休屠人，甚至冒认于夫罗是其人老爹…
呵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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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与汉人冒认自己血脉，有何不同？
前文曾提及，休屠人刘豹，根本不可能是于夫罗之子。
刘渊、刘豹、于夫罗三人之间的年龄差异极大，于夫罗死于东汉兴平二年（西历195年），刘渊死于西晋永嘉四年（西历310年），祖孙之间相差百岁以上，严重悖于常理。
此事便是放到现在，恐怕也不大可能…
除非祖孙三代都是老寿星！
但在汉末魏晋，呵呵，可能吗？
因此近现代学者对刘渊的出身世系多持怀疑态度。
唐长孺、陈勇等学者对此问题均有论述。
于夫罗是南单于羌渠之子，东汉中平五年（188）继单于位；
之后，其人长期参与关东军阀混战，死于兴平二年（19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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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于于扶罗，立七年死，弟呼厨泉立。单于呼厨泉，兴平二年立。--《后汉书南匈奴传》
刘豹是匈奴左部都尉。
按《晋书》记载，匈奴五部制度确立于东汉建安年间（196-220），但不详其具体时间。
建安中，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，部立其中贵者为帅。--《晋书北狄传》
按《武帝纪》，建安二十一年（216）曹操遣匈奴右贤王去卑归国监视五部，可知匈奴五部的设立时间，至晚不会晚于建安二十一年。
刘豹的生年不详，卒于西晋咸宁五年（279）。
比于夫罗的卒年晚了整整八十四年。
世祖武皇帝上之下咸宁五年，会（刘）豹卒，以（刘）渊代为左部帅。--《资治通鉴》
而刘渊是刘豹之子，长期在魏、晋朝廷中充当质子。
晋惠帝时代藩王乱政，刘渊借机独立出走，建立前赵，后死于永嘉四年（310），比刘豹的卒年晚了三十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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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刘渊）以永嘉四年死，在位六年，伪谥光文皇帝。--《刘元海载记》
所以，诸君以为，此事难道不诡异？
刘渊生年无载。
按《刘元海载记》中“王浑虚襟友之”，以及刘渊“七岁丧母”的记载推断，其生年大约在魏嘉平四年至五年（251-252）前后。
学者唐长孺曾专门撰文探讨这一问题，兹不赘引。
此事详见唐长孺《魏晋杂胡考》。
对刘渊生年的考证，会引出一个后续问题。
即如果（刘渊之父）刘豹真的是于夫罗之子，那刘豹生年便不会晚于于夫罗的卒年（195）。
退一步讲，即使刘豹是于夫罗的遗腹子，那他生育刘渊时，也已超过六十五岁。
呵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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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对一个身处魏晋时代的胡人贵族而言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刘豹是钟繇？谁能信？
刘豹与于夫罗之间不仅年龄差异巨大，名讳也存在显著区别。
学者陈勇认为，于夫罗与刘豹“父子异姓”，明显悖于常理。
注意：此事详见陈勇《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刘豹世系的造伪》。
与于夫罗同时代的匈奴王族，其名讳大多是“呼厨泉”、“去卑”、“羌渠”、“须卜骨都侯”这类异域色彩浓郁的名讳。
这与“刘豹”、“刘渊”这类高度汉化的名讳全然不同。
《晋书刘元海载记》取材于《十六国春秋》。
而《十六国春秋》又取材于《赵记》。
这是前赵史官出于美化王朝统绪而撰写的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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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其中关于刘渊出身世系的记载，可信度十分值得怀疑。
综上，现代学者多认为于夫罗之子并非刘豹，刘豹只是南匈奴休屠贵族之一。
刘豹父子之所以假托为于夫罗之后，乃是前赵史官的刻意杜撰。
但无论如何，史实也已证明，刘豹如此借用匈奴单于血统之举，确实好使！
加之曹氏软禁匈奴单于、陈泰对待匈奴人的暴政、司马氏大封群王、匈奴人聚集于并州………等等等等综合因素…
呵呵，使刘渊最终整合了匈奴人等杂胡，起兵反特么的！
五胡乱华，这口大锅必须由曹家和司马家来背！！！
其中司马家还要负主要责任！！！！！
刘宣等凭借屠各实力而假（刘渊）以南单于世嫡之空名，企图恢复匈奴旧业，这样就造成了合作。--唐长孺《魏晋杂胡考》
汉末魏晋之际，士人想要出仕，首先要接受地方征召，出任州、郡、县的吏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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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，其人再被举荐为茂才、孝廉（走察举制），由吏入官。
这种升迁途径，被称作正途。
举个栗子：
《孔雀东南飞》中的男猪脚焦仲卿，便是如此。
且其人既为府吏，证明其家至少是庐江当地豪强。
咱们继续聊刘备吧。
刘备曾寄寓荆州八年（201-208），被刘表“待以上宾之礼”。
刘表死后，刘备仍顾念“此人待我厚”，因此不忍谋占荆州，可见二者关系堪称融洽。
（刘）表病笃，托国于（刘）备……或劝备宜从表言，备曰：“此人待我厚，今从其言，人必以我为薄，所不忍也。”--王沈《魏书》
然而若将视线拉长，会发现在融洽表象的背后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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潜藏的乃是“刘表疑其心”、“阴御之”的提防心态。
最终，竟以“（刘）表厚相待结而不能用”的尴尬结局收场，可谓君臣两失。
从现存史料来看，刘表最初对刘备颇为重用：
刘表不仅令刘备驻军新野，还曾大力支持刘备北伐；
但不久之后，刘备的驻地被移至樊城（接近刘表治所襄阳），这也标志着刘备开始受到刘表的严密监视。
此后双方虽然仍有宴饮唱和，但北伐事业却就此中断，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刘表去世。
（刘）表卒，子（刘）琮代立，遣使请降。先主屯樊，不知曹公卒至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《先主传》记载，刘备投奔刘表时，曾被对方待以“上宾之礼”。
读者们往往据此认为刘表对刘备看重，其实不尽然。
先主遣麋竺、孙乾与刘表相闻，表自郊迎，以上宾礼待之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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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《和洽传》，传主最初不过一介汝南士大夫，然而他在投奔刘表时，也曾被“以上客待之”。
《杜袭传》亦称传主被“刘表待以宾礼”，杜袭的同乡繁钦还“数见奇于（刘）表”。
换言之，礼贤下士乃是刘表的惯用手段，这是他在洛阳时代养成的名士风气，属于拉拢人心的常见伎俩。
陈寿称刘表“有威容、器观”，可知他不仅对待刘备如此，对其他海内名流亦然。
刘表对刘备的真实态度，其实隐藏在《先主传》中“待以上宾之礼”的下一句，即“益其兵，使屯新野”。
（刘表）以上宾礼待之，益其兵，使屯新野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显而易见，“上宾之礼”只是初见面的客套，“使屯新野”才是刘表的真实目的。
即欲借刘备的“武勇”，来抵御曹操的兵锋。
据此可知，刘表对刘备的真正定位，与昔日的张绣并无差异：
即镇守荆州北部的外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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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如本书中，赵旻对刘备的定位一般。
刘备打仗本事并不差，何况，其人麾下还有关、张两个万人敌，以及云哥这个大将。
从《李典传》、《杜袭传》的相关佐证来看，刘表对刘备“益其兵”是确有其事的。
这与之后“阴御之”的提防态度完全不同。
建安七年，“刘表使刘备北侵，至叶”。
叶县在南阳最北端，距许都仅隔着一个昆阳县。
曹军与刘备连战，夏侯惇、于禁等人还一度失利（见《李典传》）。
另按《杜袭传》，此次荆州方面出动的兵马规模达到“步骑万人”，一举攻破了沿途的西鄂，可知刘表对此次北伐颇为重视。
会荆州出步骑万人来攻城，（杜）袭乃悉召县吏民任拒守者五十余人，与之要誓。--《魏书杜袭传》
注意：《九州春秋》称刘表军北伐发生于建安六年，实际按《武帝纪》、《刘表传》、《先主传》可知这一年（201）双方并未发生武装冲突，此役当在翌年，即建安七年，也就是袁绍病逝那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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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此役之后，便不见刘备领兵出征的记载。
他此后向刘表提出的北伐建议也无一例外遭到否决，甚至连本人的驻地都被移至樊城，动辄被召至襄阳宴饮，彻底失去了独立地位。
这一事件无疑反映出刘表与刘备的关系出现裂痕。
而背后原因，在于“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”，令刘表怀疑起刘备的忠诚。
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，（刘）表疑其心，阴御之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哈哈，这才是刘备刘帮主嘛！
下一章，咱们详细聊聊“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”这一事件。
历史上，魏延便是在这一时期，投效的刘帮主。